探源中華文明，賡續歷史文脈。我國考古發現的重大成就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為推進文物考古成果的宣傳推廣，國家文物局、人民網主辦，國家文物局新聞中心、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人民網+客戶端、人民網文娛聯合承辦的“探源中華文明”第三季中國考古大講堂線上播出第六期。本期邀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主講《“中國式”文明形成道路的初步思考》，以具體實例展現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宏大進程。

講座內容摘錄如下。

中華文明是在一個相對獨立、也有對外交流通道的地理空間內孕育發展，同時又有西遼河、黃河、淮河、長江等多條大河分布南北，自然環境較為復雜，所以這個文明從最開始孕育的時候就表現出多元發展的態勢，多元一體的發展模式是中華文明特別重要的特征，也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點關注內容之一。

一、中國史前多元文化

距今10000年前，“農業革命”發生之初，各地就有了自己的發展道路。長江流域的先民開始有意識地大規模采集野生稻，同時可能伴隨干預野生稻自然生長的行為，即水稻的馴化栽培，早期稻作農業由此逐漸產生。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就發現了早期先民采集利用水稻行為的證據。浙江金衢盆地的上山文化，發現大量具有人工栽培形態的炭化稻谷，顯示更大規模的水稻馴化行為。上山文化同時出現精美的彩陶，以白彩繪出類似太陽紋、類似八卦符號的幾何紋等來表現他們的觀念，充滿藝術創造力。

距今8000年前后，進入更為燦爛的文化發展期。湖南洪江高廟遺址，與袁隆平先生培育馴化水稻的安江農校隔水相望，同樣具備較為發達的稻作農業，白陶也是其特色，器表戳印神鳥、帶獠牙的獸面紋等圖案表現精神信仰。

與此同時，淮河流域的先民開始接受來自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生活方式。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安徽蚌埠雙墩遺址均浮選發現稻米遺存。賈湖遺址出土有音律相當精準的各式骨笛，出土龜甲上刻有圖案或符號，有些符號甚至與甲骨文相似。雙墩遺址許多陶碗底部刻畫有不同圖案符號，可以推測的是，陶碗扣過來，就像天的形狀一樣，圓形的碗底類似天的中心“天極”，所有的星辰圍繞其旋轉，這可能是當時先民的天極信仰。而這樣的稻作農業甚至可以再往北，沿著淮河一些支流可以深入到山東地區。

賈湖骨笛（圖源《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目前來看，北方旱作農業最早發生區并非處于傳統的中原地區，而是更靠北的燕山南北地帶。北京門頭溝東胡林遺址發現距今約9000年的炭化粟和黍。河北西北部的尚義四臺遺址發現成排半地穴式房址，遺址部分測年數據達到距今一萬年左右，那是我們這個文明最早的明確的定居聚落。這種定居生活與粟作農業在北方地區初步發展密不可分（耕種需要耗費大量時間進行田間管理，客觀上降低了人群流動性）。距今8000年以后，遼河流域的興隆洼文化出現相當成規模的聚落，周圍有圍溝環繞，聚落里面會成排分布的房址。玉器成為興隆洼文化突出的文明因素，發現有玉玦等裝飾用品，同時存在較為復雜的居室墓，一些重要人物埋葬于房址里面，體現出對祖先的敬仰。

由此可見，在農業起源初期，中華大地就呈現出多元發展景象，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文明要素。

距今7000至6000年左右，新石器時代社會得以顯著發展。首先是各地區人口明顯增長，遺址數量不斷增加，規模不斷擴大。陜西臨潼姜寨遺址是一處仰韶文化環濠聚落，內部房址據其分布可大致分為五組，每一組都有大中小型房址，大房子門道指向聚落中心廣場，顯示出有意識的組織布局和宗族組織結構。仰韶文化早期被命名為半坡類型，彩陶紋飾常見各種魚紋，甚至是人面魚身形象。遼河流域的趙寶溝文化，有件尊形器，上面刻畫由鹿、鳥、豬勾連在一起復雜圖案，有種解釋認為這是對天象的表現，不同動物形象分別代表不同的星宿。長江流域，是農業生產規模擴大，浙江余姚施岙遺址發現距今6000多年河姆渡文化的水稻田，面積可達幾萬平方米。

距今6000至5100年是中國史前時代一個燦爛的轉折期。蘇秉琦先生指出這個時代就是中華文明真正開始形成的時期，像是滿天星斗一樣的燦爛態勢。

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以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構建起超越一般氏族社會的更大規模社會組織的“古國”社會。面積3000多平方米的紅燒土堆積以及人工鋪墊的碎石區構成規模宏大的公共儀式場所。2007年發掘的第23號墓是遺址目前所見墓葬規模最大者，隨葬品300余件，其中玉器約200件，包括數量眾多的玉、石鉞，墓主應是凌家灘及其周圍聚落的重要領導者。象征宇宙模型的玉龜、玉版成為當時天極宇宙觀信仰的反映，凌家灘玉版刻畫有兩重圓圈，內圈刻畫有八角形紋，四周伸出8條像繩索一樣的紋飾結成類似天網的宇宙結構，玉版中心八角星紋類似天極中心，日月星辰圍繞其旋轉?！短靻枴酚涊d：斡維焉系，天極焉加？這是屈原對“天極安放何處如此穩定”的發問，遺址出土的一件玉鷹可能給出凌家灘人的一個答案，這件玉鷹背部同樣刻畫有八角形紋，像是神鳥背馱天極，維持著天極穩定。玉鷹翅膀兩端刻畫為豬頭形象，有的學者研究認為豬實際是北斗星的象征，是北斗之神。凌家灘目前出土有6件玉人，雙手捧起貼在兩肩，眼睛瞇起，雙腿彎曲，像是處于一種與神靈溝通的狀態。這樣的玉器產生，表明凌家灘領導者對宇宙觀知識的掌控，并憑借此類知識展示他們的威望。

凌家灘07M23墓葬全景（圖源《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凌家灘玉人（圖源《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對史前社會領導者而言，宇宙觀知識不僅僅是掌握而已，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在宗教信仰基礎上甚至發展出更為明顯的宗教權力。牛河梁遺址分布著幾十處各種儀式性的公共建筑，在第一地點有處被稱作“女神廟”的建筑基址，建筑里面出土相當多陶塑人體部件，有的具有女性特征，其中就有眼部鑲嵌綠松石珠的陶塑人面，從出土物來講“女神廟”應是一處比較重要的儀式建筑。牛河梁第二地點發現一處三重圓形類似祭壇的石砌遺跡，可以想象，紅山社會的領導者可能會站在祭壇最高處，那是最接近天的地方，舉行一些公共儀式。牛河梁積石冢內的墓葬，隨葬品幾乎只有玉器，有學者稱之為“唯玉為葬”。這些玉器不只是一般裝飾品，有的還表現為宇宙觀念或者天地之神溝通。著名的紅山文化玉豬龍，器身是勾曲的、處于一種“羽化蛻變”的抽象狀態，器首是豬首形象，似乎象征北斗星之神。紅山文化也有玉人發現，與凌家灘玉人形象相似，表現出與神靈溝通的蛻變狀態，更多昆蟲形態的玉器如蟈蟈、蠶繭以及瓦棱形玉器等成為紅山文化社會領導者的佩飾，借此希望增加自己的昆蟲性和與神靈溝通的能力。牛河梁遺址周圍目前未發現明確的居址，像是一處儀式圣地與世俗空間相分離。而儀式活動的參加者，可能來自紅山文化范圍內更廣的地域人群，紅山文化以宗教為凝聚力構建起規模更大的社會組織。

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

紅山文化玉器（圖源《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與凌家灘文化和紅山文化注重宗教的社會發展道路不同，此期環太湖地區和中原地區表現出更為世俗的發展路徑。

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為崧澤文化時期墓地，大型墓葬與小型墓葬分區埋設，大墓隨葬品只有少量玉璜之類裝飾品，更多的是鼎、豆、罐等為組合的成套陶器，較多石鉞用來表現軍權或世俗社會管理權力。黃河中游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面貌進入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時期，面積在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開始出現，形成區域聚落等級化。河南靈寶西坡遺址，是鑄鼎原聚落群內一處大型聚落，聚落內部同樣出現分化現象，具有公共活動性質的大型房址出現，室內面積可達240平方米，墻壁以及地面涂朱，內部帶有較大的火塘，其門道指向聚落中心廣場。墓葬規模也有大小之分，但大型墓葬并未隨葬較多珍貴隨葬品，反而是石鉞和少量陶器。相比于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和環太湖地區的崧澤文化，廟底溝時期社會體現出質樸的發展道路。

以上講述可以看出，距今6000至5100年的史前中國，各區域社會雖有相似性但也各具特色，我們看不到有一個文化中心在引領大家發展，考古學展現出一個多元同步發展的局面，正如蘇秉琦先生概括說這是一個“滿天星斗”的燦爛時代。

二、從文化互動理解早期中華文明的一體性

在多元發展態勢中，不同區域文化交流交往交融促成一個文化共同體，這是中國史前文明一體性的重要體現。張光直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中國相互作用圈”，認識到大概從距今6000年開始，中華大地各區域文化交流就已非常密切，這種交流使他們共享一些重要的文化要素，表現出文化的相似性。

我本人以“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來描述這種文化互動。前文已述，相隔1000多公里的凌家灘文化和紅山文化，在玉人形態以及玉器表達的宇宙觀、溝通神靈方式上具有較大相似性。以鉞表現軍權、大型墓葬隨葬大口缸（可能為盛酒器皿，有的器物內提取到釀酒遺存）等做法廣為接受，此類文化共性難以用沒有任何文化交流的、完全獨立的發展模式解讀。

西方學者借助民族學材料研究早期復雜社會時認為，社會上層人員在遠距離交流中能夠獲得本地一般民眾難以獲得的物品和難以掌握的外來知識，凸顯上層人員超越于本地一般民眾的特殊能力，從而獲得特殊威望。因此，遠距離交流是確立一個領導者地位和威望的重要方式之一。

這類遠距離交流往往是以親身旅行的方式發生。凌家灘文化和紅山文化具有的相似玉器，在兩者之間的大汶口文化并未發現。他們之間的交流很可能是直接到訪，試想一下，社會上層人員遠行數月后，帶來大家從沒有見過的物品，宣講大家從沒聽說過的知識，會是一件多么震撼的事情。

如果我們相信遠距離交流真的存在，還應該相信這些長途旅行應該會留下記載，可能是記錄在麻布上或已有的絲織品上，當時沒有成熟的文字產生，可能是以圖畫的形式記載，像最初的《山海經》一樣，畫著河流、山脈、奇珍異獸。試想，凌家灘的領導者往返數月訪問紅山文化歸來后，大家問他你去了這么多天，見到了什么山、看到了什么奇珍異獸、經歷了什么事情，他說我都忘了，沒有任何記錄，這是不可想象的。這些重要的旅行經歷的山川和人文知識肯定會被以某種方式記錄下來，成為高級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至少在社會上層中被代代相傳。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和傳授，各地的社會上層會掌握對“最初的中國”的地理范圍和文化范圍的豐富知識，并產生某種認同，形成對于這個彼此共同擁有的一個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國”的共識。

三、良渚文化實證中華5000多年文明

位于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社會有了更高層次的發展。良渚古城及其外圍水利工程作為規模宏大公共建筑，在此之前從未發現。城內莫角山宮殿區附近的倉儲區發現大量炭化稻谷，初步估算原有重量可達近200噸，鍶同位素的檢測稻谷來源地不一，應是大范圍內征集調運的結果，這算是國家行為表現，是國家以強大的組織調配能力對廣闊地域內剩余食物的控制。

良渚古城內反山貴族墓地，繼承凌家灘文化以玉器為主的隨葬習俗。個別墓葬連同管珠單件玉器計算在內玉器總數達到近千件，璧、琮等玉器也是表現出很強的宗教性。見于反山墓地玉琮之上的神徽，圖案上部為頭戴羽冠的方形人面，人的胳膊姿勢像翅膀即將展開，下方腳部被刻畫為鳥爪，表現出正向神鳥轉換的狀態，反映良渚領導者在宗教儀式中與神鳥溝通的場景。圖案中尤其是四顆獠牙的描繪是對虎的表現，虎是天極之神的動物形象，這件玉器繼承高廟文化以來的天極崇拜觀念，到良渚文化時期，以天極宇宙觀為基礎的宗教被發展到一個更系統化的階段。玉琮和神徽在良渚文化范圍內具有相似的規制，最寫實的神徽只在良渚古城一帶出現，其他地區表現為簡化的神徽，體現著宗教的規范化、系統化和等級化。

良渚文化玉琮及神徽（圖源《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良渚文化不只是本地崧澤文化的延續，而是蘇秉琦先生稱作熔合式的發展。在此之前，我們看到各地區已經有了普遍的發展和相互交流，在文化交流碰撞下相互激發促進各自發展，特別是在“最初的中國”形成以后，大家彼此都更加的相互了解，相互知道彼此的政治實踐，由此就會孕育出新的發展理念，就是借鑒各地發展經驗的熔合式發展。

距今6000年以來，有了滿天星斗的燦爛發展，有了最初的中國，隨后形成具有國家社會性質的良渚文化，如此中華文明5000多年便有了較強的考古證據支撐。

在廣闊的地理空間里，多元互動形成的燦爛文明直接奠定多元一體的文明體，更為大一統政治理念奠定思想基礎。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模式孕育出特有的文明因素，如成套陶禮器、成套青銅禮器等。

“中國式”文明形成發展道路順理成章地需要我們進行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的理論建設，前文所講的“古國”概念、多元一體發展模式、文明起源的中國方案等都是中國特色考古學理論建設的重要方面。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獨特的中國式的文明發展道路，也應該構建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